鑒真大和尚從唐天寶元年(742)至十二年(753),應(yīng)邀東渡弘法,歷時12年,其間始終不渝地跟隨鑒真的除中國僧人思托和祥彥,還有日本僧人榮睿和普照。祥彥和榮睿病逝于第五次東渡途中,思托和普照則一直隨鑒真到達日本??梢哉f,除中國僧人外,日本僧人榮睿和普照在鑒真東渡成功和文化傳播中起到了特殊作用。沒有他們的鼎力相助,鑒真是不可能實現(xiàn)東渡宏愿的。
唐開元二十年(732),日本派出第九次遣唐使團。在來唐國的留學(xué)僧中,榮睿和普照有一個特殊使命——聘請傳戒高僧。佛教規(guī)定,出家人要經(jīng)三師七證授戒,至少要三師二證授戒,方可取得僧牒,成為真正的僧尼。自從佛教傳入日本后,因為缺少律學(xué)精深、德望卓著的高僧,僧人出家一直不能實現(xiàn)三師七證正規(guī)授戒,私度、自度出家成風(fēng),以逃避勞役和賦稅。這種放任自流的受戒出家,導(dǎo)致僧徒冒濫,品質(zhì)低下,乃至有人違法犯科,直接影響到統(tǒng)治者的利益。為了整頓僧伽組織,確立戒律傳授和奉持制度,日本知大政官舍人親王和佛教界領(lǐng)袖人物隆尊特地挑選了榮睿和普照兩位優(yōu)秀年輕僧人,擔(dān)負到中國邀請大德高僧到日本傳授戒律、弘揚佛法的重任。榮睿和普照表示:為了完成邀請傳戒高僧的使命,不惜生命。他們就是帶著佛教界的使命,踏上佛教興盛、戒律完備的大唐國土的。
榮睿、普照在洛陽、長安學(xué)習(xí)10年,經(jīng)鑒真高徒道航推薦,特地到揚州邀請高僧鑒真。鑒真是仰為天下400余州授戒之主的律宗大師、宮廷授戒師道岸和三次應(yīng)詔入朝任宮廷授戒師弘景的授戒弟子,學(xué)識淵博,德高望重,弟子遍天下?;茨辖髢舫纸渎烧?唯大和上獨秀無倫,道俗歸心,仰為授戒大師,“江淮之間,獨為化主”這樣的大德高僧,完全可以擔(dān)當整飭日本戒律的歷史重任。于是,道航應(yīng)請陪同日本僧人榮睿、普照、玄朗、玄法,高麗僧如海,唐僧澄觀、德清,風(fēng)塵仆仆赴揚州大明寺邀請鑒真。榮睿、普照頂禮大和尚足下,呈述了日本因無授戒大師像唐國這樣正規(guī)授戒,造成佛教的混亂現(xiàn)狀。并說:“佛法東流至日本國,雖有其法,而無傳法人。日本國昔有圣德太子,日二百年后圣教興于日本,今鐘之運,愿大和尚東游興化?!睒s睿、普照又說,他們是受親王之命來唐國邀請弘法高僧的,懇請大和尚東渡弘法,傳授戒律。鑒真為日本朝廷和榮睿、普照的誠心所打動,愿意接受邀請,東渡弘法。與此同時,他又想起傳聞中國南岳思禪師遷化之后,托生倭國王子,興隆佛法,濟度眾生。又聞日本長屋王崇信佛法,造千袈裟施舍中國大德眾僧,并在袈裟上繡有“山川異域,風(fēng)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jié)來緣”。由此看來,日本確是一個佛法興隆有緣之國。既然日本朝廷派榮睿、普照來請,我們應(yīng)當去這個佛法有緣之國弘揚佛法。促使鑒真決心東渡還有一個因素,唐玄宗登基之后,不像武則天那樣興隆佛法,而是積極弘揚道教,全國出現(xiàn)了“揚道抑佛”的狀況。鑒真決定去日本弘法,弟子中有人勸阻,說滄海淼漫,百無一至。鑒真卻堅定地說:“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鑒真表示愿意東渡,遂有道航、思托、祥彥等21位弟子響應(yīng),愿陪師父渡海。
鑒真一行造船、備糧、籌辦物資、物色工匠和水手,萬事俱備,正要出發(fā)東行時,因高麗僧如海學(xué)識不足,品行不端,被排出東渡人員之外。一怒之下,如海向官廳誣告道航、榮睿、普照、玄朗、玄法等人與海盜勾結(jié),不久將洗劫揚州。當時東南沿海,盜賊蜂起,朝廷正全力圍剿。揚州臨海,正受到海盜威脅,得知有人與海盜勾結(jié),洗劫揚州,官府大為震驚,遂將道航和幾位日本僧人抓獲,打入牢獄。官府后來查清事實,責(zé)令誣告的如海還俗,而榮睿、普照等日本僧人地方官府不好處置,必須上奏朝廷,關(guān)了4個多月,得到朝廷的批準后方才釋放。
榮睿、普照雖然受了牢獄之災(zāi),但邀請鑒真東渡之心未改。道航、玄朗、玄法等人蒙冤出獄之后,不肯再冒風(fēng)險隨鑒真東渡,先后離開了揚州。而同樣蒙受牢獄之災(zāi)的榮睿、普照依然來到鑒真身邊,繼續(xù)誠請大和尚東渡日本。榮睿、普照這種為了弘法,不屈不撓、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深深打動了鑒真。他當即安慰說:“不須愁,宜求方便,必遂本愿?!辫b真的東渡決心,對榮睿、普照無疑是一種莫大的寬慰。我們設(shè)想一下,如果榮睿、普照出獄之后,也和玄朗、玄法一樣貪生怕死,離開揚州,鑒真也就談不上第二次東渡了。
第二次東渡船沉大海,圍困孤島、水絕糧盡的鑒真一行,被明州官府搭救安置在阿育王寺之后,鑒真應(yīng)邀赴越州、杭州、湖州、宣州講律授戒。他的德學(xué)受到更為廣泛的推崇。當越州僧人得知鑒真還要冒風(fēng)濤之險東渡,紛紛前來勸阻,可鑒真東渡的決心未改。眼看勸阻不下,他們聯(lián)名向官廳報告,說兩個日本僧人誘騙大和尚偷渡日本。只要將兩個日本僧人提起來,押送京都,鑒真也就東渡不成了。官廳認為誘騙鑒真偷渡是有違國法的犯罪行為,立即派人捉拿榮睿和普照。結(jié)果普照躲藏起來,逃過劫難,而榮睿被捉。地方官府是不好處置外國僧人的。于是給榮睿戴上枷鎖,押送京城。榮睿本來身體不好,長途押送,病倒于杭州,保釋治療。后謊報病死,得以逃脫。一番周折,榮睿拖著病體又悄悄回到阿育王寺,和普照一道懇請鑒真再行渡海。兩位日本僧人這種為了佛法不畏風(fēng)險、不惜生命的可貴精神,深深打動了鑒真和隨行弟子,更加堅定了東渡信心和決心?!短拼蠛蜕袞|征傳》說:“榮睿、普照等為求法故,前后被災(zāi),艱辛不可言盡。然其堅固之志,曾無退悔,大和尚悅其如是,欲隨其愿?!辫b真等人就是被榮睿、普照這種執(zhí)著的求法精神所打動,立即著手第三次東渡。為避越州僧人耳目,鑒真不從近便的明州出海,而改道福州,遂派法進等人先赴福州買船備糧采辦物資。緊隨其后,鑒真也率中日弟子翻山越嶺前往福州。揚州弟子靈佑得知鑒真九死一生之后,還要東渡,舍不得師父再冒風(fēng)險,便聯(lián)合揚州諸寺三綱聯(lián)名向地方官廳請愿,請求官府挽留鑒真,不讓他再行渡海。官府遂派捕役沿途追蹤,終于在溫州禪林寺截住鑒真,將鑒真及眾弟子“押護”回揚州,安置在龍興寺。并令龍興寺執(zhí)事僧人嚴加防護,不讓鑒真再行東渡。
日本僧人榮睿、普照也與鑒真一道回到了揚州。他們考慮到,官府之所以要對鑒真嚴加防護,就是怕他再行渡海。如果他們兩個日本僧人仍然留在揚州,留在鑒真身邊,官府就不會放松對鑒真的嚴密監(jiān)視,當然也就不可能再行東渡,于是決定暫時離開揚州。他們將暫離揚州的想法告訴鑒真,鑒真表示同意。但同時表示不管遭遇多大挫折,他的東渡之心不變。
榮睿、普照沒有顧及風(fēng)濤之險、牢獄之災(zāi),在 揚子江畔的同安郡(今安徽安慶)整整度過了三年歲月,于天寶七年再次來到揚州,拜見鑒真,共商東渡大計。鑒真深深為兩位日本弟子不畏艱辛、不怕犧牲、百折不回的執(zhí)著精神所感動,立即著手第四次東渡。六月二十七日,鑒真率領(lǐng)僧人、工匠、水手67人,又開始了出海東行的壯舉。
這次東渡,不僅遭遇和往常一樣的驚濤駭浪,更遇到驚險萬狀的蛇海、飛魚海、飛鳥海和海盜的襲擊,幾番搏斗,累得滿船人昏昏沉沉,躺在艙板上呻吟,幾近渴死餓死。許多感到絕望的人將怨氣發(fā)泄到邀請鑒真渡海的日本僧人榮睿和普照身上。榮睿、普照毫無怨言。普照硬是挺起身子,咬緊牙關(guān),艱難地爬著給躺在艙板上的人一個個分發(fā)生米維持生命,普照的誠心和毅力無疑是一副強心劑,深深感動了所有已經(jīng)絕望的僧眾,于是大家咬緊牙關(guān),與死神搏斗,熬過難關(guān),繼續(xù)航行,最后船只竟飄到海南島最南端的振州(今海南三亞)。
鑒真一行在海南島度過一年多,身體恢復(fù)后,又渡過瓊州海峽,經(jīng)過辨州、羅州、白州、藤州、象州,千里迢迢來到始安郡(今廣西桂林)。一年后,鑒真又應(yīng)廣東太守盧奐邀請,赴廣州傳授戒律,并想從廣州出發(fā)渡海。途經(jīng)端州(今廣東肇慶)時,積勞成疾的日本僧人榮睿病死在龍興寺。一個日本僧人,為了興隆日本佛法,壯志未酬便客死他鄉(xiāng)。這種不惜獻出自己年輕生命的大無畏精神,使鑒真深為感動,也更堅定了東渡的決心。鑒真的弟子,也為榮睿這種為佛法獻身的精神所打動,決心追隨鑒真,再行渡海。
鑒真本以為廣州是個大商港,一定會有前往日本的船只,準備從廣州再行東渡。結(jié)果事與愿違,沒有遇到去日本的便船,只好等回揚州再說。
普照失去了在唐土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親密伙伴,眼看鑒真又是60開外的垂垂老人,雙目也染重疾,感到東渡無望,途中便去了阿育王寺,等待遣唐使船回國。鑒真一行經(jīng)廣東、廣西、福建、江西,兜了南國一個大圈又回到揚州。
回到揚州的鑒真,已是身心疲憊,心力憔悴。畢竟已是60多歲的老人,如再拖上幾年,即使有東渡之心,也無東渡之力,東渡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了。更何況東渡的得力助手榮睿、普照也都離他而去,東渡更是沒指望了。
唐天寶十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船來到唐土明州。居住在阿育王寺的普照時時在打聽去日本的便船和日本遣唐使船,當他得到遣唐使船到了明州的消息后,很快便去向遣唐使團詳細敘說邀請?zhí)茋呱b真五次東渡五次失敗的情況,希望大使回國時邀請鑒真同行,并提供了幾位高僧名單。遣唐使答應(yīng)了普照的要求。
遣唐使邀請鑒真去日本,一定要得到唐國朝廷批準,否則是不合法的?;貒?遣唐使按照普照提供的鑒真和其他五位僧人的名單,稟奏玄宗皇帝。信奉道教的玄宗皇帝并沒有反對,但他提出再派幾位道士去。日本不行道教,為不讓玄宗皇帝掃興,特地留下春桃源等四人在唐國學(xué)習(xí)道士的方技,將邀請鑒真一行的奏章收回。他們在回國途經(jīng)揚州時,親自會見鑒真,邀請他率弟子隨遣唐使船去日本。鑒真欣然同意。鑒真一行到達匯合地點黃泗浦不久,普照應(yīng)約也從明州阿育王寺趕來,陪護鑒真等人一道隨遣唐使回國,終于完成了邀請鑒真東渡的使命。
鑒真到達日本,受到了隆重的歡迎。天皇很快發(fā)下圣旨:“大德和尚遠涉滄波投此國,誠副朕意,喜慰無喻。朕造此東大寺,經(jīng)十余年,欲立戒壇,傳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諸大德遠來傳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受戒傳律,一任大和尚?!彪S后,又敕授鑒真、法進、思托、延慶、曇靜、法載、義靜和日本僧人普照“傳燈大法師”位。
不久,鑒真便在東大寺盧舍那佛前立戒壇,鑒真、普照、法進、思托等為師證,為圣武天皇及皇后、皇太子及文武大臣授戒。這是日本第一次以三師七證正規(guī)授戒,儀式隆重,盛況空前,成為日本佛教史上極為轟動的一大盛事。此后,又為沙彌證修等440余人授戒,鑒真更是聲名遠播。
鑒真的三師七證正規(guī)授戒,雖然得到朝廷的歡迎和支持,但也受到原來堅持“自度”、“私度”授戒儀式的佛教保守勢力的反對。日本頗享盛名的僧人賢璟、志忠、靈福等首先站出來竭力反對和排斥鑒真的三師七證授戒,甚至有人辱罵鑒真,這對鑒真弘法傳律活動的開展無疑是一大阻礙。整頓佛教,也和一切改革一樣,總會遇到保守勢力和既得利益者的種種阻力,沖破這種阻力,決不能單純采取強制手段,要通過說理誘化,方能服眾。日本佛教雖然戒律不嚴,但人數(shù)眾多,勢力強大,要改變這種混亂狀況,單靠朝廷下幾道圣旨,抑或靠幾個中國僧人硬行推行本國的僧伽制度是不行的,關(guān)鍵是要通過闡明教義,以理服人。鑒真便采取這種不以勢壓人,以理服人的和善方式,增進與日本僧人的團結(jié),他決定與保守派進行一次辯論,通過平等的辯論,以理服人,化解矛盾,增強團結(jié),光大圣教。普照是公開辯論的支持者,他怕鑒真等人語言上有障礙,不能講流利的日本話,使辯論受到影響,便自告奮勇挺身而出,說:“各位來日本不久,不能熟練地講日本話。我懷著對鑒師的虔誠,對大和尚的忠心,愿以留學(xué)僧之名,出面辯論,萬望大和尚允諾?!辫b真對普照的表態(tài)十分欽佩,當即同意他為代表出面辯論。在這次擠得水泄不通的辯論會上,普照以在唐國學(xué)習(xí)所見所聞和親身體會,精辟地闡述三師七證授戒的意義,宣揚唐國佛教的興盛狀況,認為只有依照唐國的正規(guī)授戒形式,日本佛教才能克服混亂狀況,從而走上正規(guī),走向興盛。同時,他還無可辯駁地回答了賢琮等保守派提出的種種質(zhì)疑。普照說理清楚,論據(jù)確鑿,聽眾無不贊嘆。駁得賢琮一方一個個啞口無言,一片沉默。鑒真也在辯論會上闡述了希望大家精誠團結(jié),光大日本圣教的愿望。辯論過后,賢臻一方當即起身俯首,表示決心放棄舊戒,接受鑒真大和尚授予的新戒。這次辯論,不僅使鑒真聲譽更高,普照也名聲大振。此后,“凡經(jīng)鑒真授戒者,方始為國家公認之僧尼”之說,在日本廣為傳開。
回顧鑒真東渡的全過程,以及鑒真到日本后的傳律講律活動可知,日本僧人榮睿、普照是功不可沒的。可以說,沒有榮睿、普照的誠懇邀請,沒有榮睿、普照不屈不撓的犧牲精神,鑒真是難以東渡成功的,也難以在日本順利地進行講律授戒活動。日本僧俗在贊頌鑒真的同時,也沒有忘記榮睿、普照的偉大功績。日本專門興建了真福禪寺,供奉榮睿塑像,同時也供有他的恩師鑒真像;對普照的功績也作了充分肯定,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思托在《延歷僧錄》中說,日本僧尼能夠像唐國那樣嚴格依照戒律持戒,是托了普照的福份。乃至說日本僧尼即使每日禮拜普照,也難酬其功。此言是恰如其分的。在中國,在廣泛宣傳鑒真的同時,人們也沒有忘記日本僧人榮睿和普照的功績。鄧小平在《一件具有深遠意義的盛事》一文中說:“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文化界和佛教界人士把國寶鑒真像鄭重地送來中國供故鄉(xiāng)人民瞻仰,這是一件具有意義的盛事。它必將鼓舞人們發(fā)揚鑒真及其日本弟子榮睿、普照的獻身精神,為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事業(yè)作不懈努力?!壁w樸初在揚州大明寺鑒真紀念堂碑文中對圓寂東渡途中的榮睿也給予高度評價。在榮睿圓寂的廣東肇慶,還建了紀念亭,立了紀念碑。趙樸初在《榮睿大師贊》中寫道:“矯矯睿師,卓起東陸。傾心彌天,紹愿長屋。十年唐土,行堅志篤,……智炬東流,命終不辱。功施兩邦,永燦朝旭。”榮睿和普照已與鑒真緊緊連在一起,成為中日兩國家喻戶曉的人物,得到人們的普遍贊頌。